還記得佩姬?利利斯的悲劇嗎？那位因艱難梭狀芽孢桿菌而死去的布魯克林幼兒教師？這種糟糕的局面依然沒有好轉，不過最近，我們在治療這種極易復發的疾病上取得了突破——這種技術稱為糞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通俗點講，就是將某人糞便中的細菌移植到另一個人體內。乍一聽到這個過程難免讓人惡心，但是它的確可以挽救生命，特別是那些反復受艱難梭狀芽泡桿菌折磨的患者。
       為了進行治療，醫生先要獲得糞樣——從健康人身上獲得新鮮的樣品。這可能來自于患者的家屬，或者是來自其他已被審核過的捐贈者。醫生用鹽水將糞樣稀釋成糨糊狀，然后將其接種到患者體內。這可以通過塑料管或者內窺鏡經鼻腔接種到胃部或者十二指腸，也可以從肛門通過灌腸接種到結腸或者直腸。
       雖然上述操作聽起來令人反胃，但它確實有效。不少醫生私底下已經做了好些年，但是一直沒有公開報道。2013 年，來自荷蘭的科學家進行了一項關鍵的研究，發表在了大名鼎鼎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引發了轟動。研究人員對反復受艱難梭狀芽孢桿菌感染的患者進行了隨機臨床測試——受試者有機會選擇接受傳統抗生素治療或者是糞菌移植。結果，接受了抗生素的治愈率是31%,而接受了糞菌移植的治愈率是94%。差別如此巨大以至于測試不得不中止——既然有了如此有效的替代方案，再繼續使用傳統的抗 生素療法就太不人道了。
       這項設計嚴密、執行嚴格的臨床測試驗證了如下原則：一旦腸道生態系統嚴重受損——比如艱難梭狀芽孢桿菌感染——修復腸道微生物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案。有了這個證據，研究人員開始設計實驗尋找其中的“活性成分”，以確定哪一種，或者哪一些微生物可以改善病情。許多的捐獻者的糞樣都很有效一這暗示著關鍵成分可能非常普遍。這可能是一種類型的微生物，或者是多種類型的微生物，每一組里都有多個成員，而成員彼此之間是可以替換的。這有點像在快餐店點餐，你可以從這一列配菜里選一個，從另外一列里再選一個。
       荷蘭的這項研究，以及之前亞歷山大?科魯茨醫生 (Alexander Khoruts)與勞倫斯?布朗迪特醫生(Lawrence Brandt)進行的研究還做出了一個更加重要的貢獻——他們為糞樣移植作為一種潛在的治療手段奠定了基礎。日后，各種腸道生態系統紊亂疾病，比如炎癥性腸道疾病、乳糜瀉及腸道易激綜合征都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治療。不難設想，它也可能用于治療肥胖及一系列免疫綜合征，甚至包括自閉 癥。如果這些疾病的根源在于失衡的腸道菌群，那么通過糞樣移植來修復腸道菌群不失為一種解救之道。在荷蘭的研究發表之后，許多迫不及待的人開始在家里 “自己動手(do it yourself) ",通過灌腸進行糞樣移植。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因此受害，又有多少人真正受益。2013年，提供這些手術操作的醫生接到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214 警告——他們必須要遵守一系列行醫準則以確保安全。我認為這項規定出臺得既及時又合理。醫學的歷史上不乏因對新生事物過度熱情而引起的災難，比如己烯雌酚或者反應停的故事。特別是當我們從一個人向另一個人移植生物材料，更要格外小心。我們不要忘了，艾滋病毒或者乙肝病毒會通過血液或血液制品傳播。然而，如果我們可以提供純培養的益生菌，那么人際感染的潛在問題就可以得到規避。
       現在，鑒于大多數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缺少了必要的微生物，我們在哪里可以找到這些缺失的微生物，并彌補它們呢？在發育中的小鼠體內，我們可以建立微生物群系的生態模型，以期學到一些關鍵原則。世界上是否還有人從未接觸過抗生素？如果有，也許他們的腸道細菌依然保持著純天然的模樣？也許這些腸道細菌可以成為藥物？也許我們需要尋找的糞樣捐獻者來自于那些最少接觸抗生素、消毒劑或者現代生活的地區，比如，在亞馬孫雨林深處、新幾內亞的高崗？這些原住民的腸道微生物與我們的是否不同？
       格洛麗亞在委內瑞拉找到了答案。2008年，一架軍用直升機的飛行員在廣袤無垠的奧里諾科(Orinoco)叢林中發現了一個小不點村落。這是一個土著部落，你在任何地圖上都找不到它。機上有熟悉當地語言的人，落地之后跟原住民進行了交談。他告訴原住民我們是朋友，政府想為他們提供更多的藥物。原住民說，他們之前在天上見過直升機，從部落里其他村莊的族員那里也聽說過“藥物”這個詞。但是他們還從來沒有見過部落之外的人。
       這支隊伍在原住民的小村落里只發現了兩件金屬制品： 一把砍刀和一個金屬罐子。這個村里的人與其他印第安原住 民交換過物品，并見識過“藥物”的神奇之處。他們需要藥物，因為他們也會生病。
       村落與外界的接觸不可避免，委內瑞拉政府決定讓他們接種疫苗——這在我看來非常明智。麻疹和流感遲早會來到這個村落，并且同樣致命。最終，經過多方許可，一支醫療小分隊制定好了重返這個村落的計劃。格洛麗亞請求他們從原住民身上取樣以供她研究。當這支小分隊重返村落的時候，醫生與其他醫務工作者準備好了預防感染的疫苗。同時，他們用醫用棉簽從年齡不一的35位村民的口腔和胳膊上取了樣品，并從其中12位原住民那里取得了糞樣。通過委內瑞拉當局以及與格洛麗亞共事20多年的亞馬孫州研究機構的密切配合，這些醫用棉簽送到了她的實驗室。
       這些樣品彌足珍貴。格洛麗亞手頭上的這些腸道微生物的宿主幾乎還處于石器時代，沒有文字語言、沒有數學、幾乎不與外界接觸。他們從來沒有使用過抗生素。在一定意義上，這些微生物就是活化石。這些糞樣真是鳳毛麟角。
       幾年之后，她的實驗室提取出了樣品中的DNA,并進行了測序分析。一天早晨，在我們紐約的家里，格洛麗亞和她的合作伙伴——羅伯?納艾特(Rob Knight)和何塞-克 萊門特(JosQ Clemente)聚到一起研究這批糞樣的最新分析結果。他們三人分別來自委內瑞拉、新西蘭和西班牙，帶著各自的口音興高釆烈地討論著這12位印第安人的腸道微生 物種群與來自科羅拉多州的157位年輕成年人樣本的區別。 何塞在電腦上一張接一張地展示著結果圖。
       差別異常顯著，簡直不可思議。157位美國人身上只有少數幾種門類的微生物，而12位印第安人身上的微生物卻有100多種，而且大多是美國人體內都沒有的獨特物種。而且，他們身上的微生物所屬的門類非常多，遠超那些美國人身上的微生物。如何解釋這種差異？ 一種可能是，他們攜帶的許多微生物從我們身上消失了——原因可能在于抗生素及其他醫療衛生條件的進步，或者說得更寬泛一點，就是我們的現代生活。
       再一次，這項重要的證據也支持了我提出已近20年的 “消失的微生物”假說。圖片對比明顯，極富視覺沖擊力，不需要復雜的統計分析就可以看到兩組人群的主要區別。有朝一日，這些遠古的微生物，從我們身上消失許久之后，也許可以彌補回到我們的孩子們的身上，以保護他們遠離當前困擾我們——卻不會困擾這些印第安人——的各種現代 疾病。
       我們需要做的是修復這些消失的微生物，就像在糞菌移植里所做的那樣。這些微生物樣品可能來自于遙遠的地方, 也可能來自你的家屬。比如，一生之中很少服用抗生素的祖母可以將她們體內的細菌移植給孫子孫女們。
       也許，未來的孩子將會接受一種新的體檢。出生一個月體檢的時候，醫生除了檢查孩子的身體，也要檢查孩子的糞樣和尿樣。在實驗室里，人們可以分析腸道細菌的基因序列，分析尿樣中的代謝物質。然后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孩子一切正常，但是需要補充雙歧桿菌；對另外一個孩子，也許要補充支原體(Allobacidum),或者是草酸桿菌(QL alohacter)o醫生將針對每一個孩子開出特定的微生物配方。
       也許這些細菌可以涂抹到母親的乳頭上，在孩子吃奶的時候一并接種到他們體內。或者，孩子可以服用特殊配方的奶粉，比如說混合了某些草酸桿菌與草酸——人體不會消化草酸，但是這些細菌需要它們。這種混合了益生菌與益生元的“合益菌粉”將會幫助這些細菌在人體腸道里站穩腳跟, 這樣，我們不必再使用隨機抽取的微生物。在紐約大學我的實驗室里，我們正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1998年，我在《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預言，有朝一日，我們將會把消失的幽門螺桿菌彌補回我 們的孩子身上。從那以后，這個想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且這份需要彌補的清單越來越長。不過，探索的旅程 才剛剛開始，其中的作用機制目前還不明朗。


網絡轉載《消失的微生物》作者馬丁?布萊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