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我們想象中的田園牧歌式的農場已然被那些 大型集約式養殖場替代，后者可以容納數以萬計的動物大型養豬場里的一個牲口棚就可以容納兩千多頭豬，養雞場里的一個雞舍可以裝得下2萬多只雞。牧場主人把動物們塞進又臟又擠的空間里，這恰好為細菌繁殖傳播創造了絕佳的條件。但是，給動物使用抗生素的主要目的還不是為了使它們 可以擁擠在一起而不生病。事實上，人們使用的劑量并不足 以治療感染。在大多數工業化的牧場里，動物的飼料和飲水 中添加的都是低于臨床治療劑量的抗生素。牧場主這么做是 為了提高飼養效率，低劑量的抗生素有促進生長的效果。
       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當時的醫藥 供應商發現，喂食了抗生素的動物增重（以肌肉重量來衡量）更快。在查閱歷史文獻的時候，我發現1963年的一項研究特別有意思。令我震驚的是，抗生素與腸道微生物的相互關系早在那時候就有記錄了。這些科學家試圖解答的問題是.在動物之中觀察到的生長促進現象是由于抗生素本身（對身體組織）的作用呢，還是因為它們對微生物群落（當時還叫作正常菌落）的作用。因此他們飼養了兩類雞：一類是在正常的環境，我們稱為傳統飼養；另一類則在無菌環境下培養，通過特定的培養方式，科學家可以確保它們是“無 菌動物”（它們身體上或體內沒有任何微生物）。在每一類之內，一半接受低劑量的抗生素喂食，它們是實驗組；另外一半則不接受抗生素，它們是對照組。
       不岀所料，在傳統飼養的雞里，實驗組比對照組長得更快。但是意外來自于在無菌環境中長大的雞：實驗組并不比對照組長得更快。這意味著，抗生素的生長促進作用對于無菌動物是無效的。換言之，雞體內的微生物對于抗生素促進生長至關重要；僅有抗生素是不夠的。這些發現早在50多年前就已公之于世，但是它們被忽略，甚至被遺忘了。
       結果就是牧場主們很快意識到了他們只要花很小的代價就可以使動物在正常體重的基礎上增重5%?]0%,乃至 15%。這也就意味著，從動物們消耗的單位重量的食物中他們可以收益更多，即提高了飼養效率。醫藥公司發現這里有巨大的利潤——賣給醫生的抗生素以毫克（mg）計，而賣給牧場主的卻以噸計。
今天，大約70%?80%的抗生素都用于增肥動物，包括數以億計的牛、雞、火雞、豬、綿羊、鵝、鴨、山羊。2011 年，動物養殖業共購買了接近1260萬千克重的抗生素，這是有記錄以來在畜牧業里使用的最大用量。我們不知道準確數字，因為這些用量被當作商業秘密保護起來了，農業及醫藥公司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都三緘其口。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前任局長大衛?凱斯勒（David Kessler）透露，截至2008年，國會并不要求藥物公司向管理機構通報他們銷售給農場的抗生素用量，也不需要提供這些藥物的使用方式、使用對象或使用目的。工業界的游說團體成功阻斷了絕大多數試圖限制在動物飼料中添加抗生素的努力。由于這些尚在進行的爭論，目前鮮有關于在動物身上使用抗生素利弊的研究。除了少數對工業界有所關注的科學家，很少有人注意這些事。
       與此同時，生態學家和醫生們譴責在動物身上使用抗生素來促進生長的做法，因為他們注意到在動物身上所使用的藥物與醫生開給病人的藥物是一樣的。2013年，消費者聯盟檢測了宰殺的豬肉，從中分離出的14個葡萄球菌樣品之中有13個都對至少一種抗生素有耐受性。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6/8的沙門菌，以及121/132的耶爾森菌（Yersinia） 樣品里。其中一個樣品里檢出了抗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一一如我們之前所討論到的，這是一種可怕的，甚至是致命的耐藥性細菌。為什么我們要在動物身上浪費珍貴的抗生素，包括不可多得的救命良藥，目的只是讓肉便宜幾毛錢？
       2011年，聯邦政府對超市里的火雞肉、豬肉和牛肉進行了微生物檢測，發現一半以上的樣品里都含有耐藥細菌。 這些細菌有時候也稱為“超級細菌”。事實上，所謂的“超 級細菌”是子虛烏有的（這個名詞是記者們杜撰出來的）， 但是，如果其中一種高度耐藥的細菌攻擊并感染了你的膝蓋 或者心臟瓣膜，而我們缺乏有效的抗生素來治療它，你八成就會覺得這種細菌具有某種超能力。
       問題還不只是耐藥細菌。美國國家防治微生物耐藥性監督系統（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農業部、疾病預防與控制 中心共同參與的一個項目)發現，超市里大約87%的肉類包含腸球菌，這暗示著它們都被糞便污染了。其中兩種細菌，糞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 )和屎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是美國醫院重度陪護病房里最常見的感染，有些病人可能就是從食物里獲得了這些耐藥微生物。
       瑞典在1986年就禁止了在動物身上使用抗生素來促進生長的做法，歐盟從1999年起也禁止了這種做法。從那以后，整個歐洲都禁止了在動物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來促進生長。美國的食品供應商及醫藥公司爭辯說，目前并沒有堅實的證據表明動物身上的耐藥細菌感染了人類。但事實上，我們早在30年前就有證據表明，同樣的微生物和同樣的耐抗生素模式已經出現在了病人與抗生素飼養過的動物身上。比如，超過2萬種不同類型的沙門菌株都已經備案，而且也都有名字，因此我們知道它們是誰。人類中出現的一系列沙門菌的暴發都可以追溯到工業化的牧場。從動物、食物和感染的人身上可以分離岀同樣的細菌，它們具有同樣的分子印記，以及同樣的抗生素耐受模式。
       這種藐視理性的不合作態度代表了一種袖手旁觀的自由放任主義，它正威脅著我們的公共衛生體系。細菌可不在乎任何的政治綱領，不關心任何政治邊界或者司法管轄區域。 2013年3月，丹麥的一份研究又提供了一份力證。通過對細菌進行全基因組測序，研究人員發現，兩位丹麥農場主感染的抗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與感染了他們飼養的動物的是同一種微生物。這不可能是偶然發生的——這一證據表明他們很可能是由于接觸動物而受到了感染。



網絡轉載《消失的微生物》作者馬丁?布萊澤。